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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导多元综合创新：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 |
〔内容提要〕 世界进入了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20世纪以来，世界各种文化纷纷在中国亮相。中国文化先后出现了五种主要范式：“中体西用”范式，“全盘西化”范式，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范式，“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专政论”范式，“综合创新”范式。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新世纪伊始，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是主导多元，综合创新。呈现这种态势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主导多元文化双向互动综合创新的过程。
〔关键词〕中国文化 发展态势 主导多元 综合创新
当今世界已进入了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社会转型时期。自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的舞台，五彩缤纷，世界各种文化竞相纷呈。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儒、道、释文化，无不登台亮相。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各种不同性质、色调的主义、理论、学说、思想和主张，都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争夺和占领阵地，尽力扩大自己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是什么？这不仅是海内外炎黄子孙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而且也是世界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想围绕这个中心命题，重点谈谈当代中国文化曾经出现的几种主要范式和进入新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问题。由于水平所限，自己的看法是否得当，还希国内外专家、学者批评教正。
一
中国现代文化的起始，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
1840年英国帝国主义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使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迅速解体，逐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的失败，敲响了封建主义文化的丧钟，同时也促使中国人民的觉醒。“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救亡与图存成了全民族的头等大事。无数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在各个战线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展开了前赴后继的顽强斗争。恩格斯在1857年就科学地预见到：“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
从鸦片战争开始，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主要有五种文化范式。
一是中体西用范式。清末张之洞最早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所说的“体”是指原理原则，“用”则是指原理原则的应用。“中体西用”的思维范式，其实质是以封建主义文化的思想体系为“体”、为“本”，以西学即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思想体系为“用”、为“末”，其目的在于维持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种思维范式，反映在文化领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复古主义理论流派。
二是“全盘西化论”范式。系统提出这种主张的是陈序经（1903－1967）。他认为“中国文化根本上既不如西洋文化之优美，而又不合于现代的环境与趋势，故不得不彻底与全盘西化”。 而创造新文化的唯一出路，则是“全盘西化”。如果不“全盘西化”，则必然为西洋文化所压迫，其结果则是“国家灭亡”，“连了种族也许灭亡”。 “全盘西化”论不时在我国以不同形态浮现出来，在一些提倡者和鼓吹者看来，中国的一切不如人，甚至连中国的月亮都没有西方的圆。在理论上则是不加分析和消化，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论、学说，成为十足的洋人的“传声筒”。
三是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范式。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间接性。“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在一段时间内成了权威的思维模式。苏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列宁主义艺术概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文学原理”、“文艺学引论”等等，成了高等学府必修的教科书。但是无可否认，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范式，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教条主义倾向，并留有庸俗社会学的痕迹。这种思维模式自然要突出意识形态性。因此，文化的党性、阶级性、人民性、思想性，在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相反对各民族文化本身的特点规律的研究和论述就显得相对薄弱。在文艺领域独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结果，必然要排斥世界各民族文艺中出现的新理论流派。斯大林时代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对西方现代主义一概斥之为反动颓废的文艺思潮就是重要佐证。前苏联文化领域的这种“马克思主义”范式对中国的影响，我们绝不能低估。
四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文化专政论”范式。这种范式的代表作是林彪委托江青炮制出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以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大批“人性论”、“真实论”、“现实主义深化论”、“中间人物论”，鼓吹“根本任务论”。它披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外衣，掩盖着“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实质。因此“纪要”所代表的是一条形“左”实右的极“左”文艺路线，它所产生的严重后果，直接成为毁灭文化的那场“大革命”的前奏曲。
五是“综合创新”范式。在我国较早倡导“综合创新论”的是张岱年、王元化先生。在20世纪的30年代中期，张岱年先生就主张哲学发展的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解放后他又明确提出“文化的综合创新”论，他说：“我反对‘中体西用论’、国粹主义，更反对‘全盘西化论’，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一个新的创造，同时又是多项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的综合。”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王元化先生呼吁学术界应重视综合研究法，认为综合研究是科研工作的必然趋势，并提出应注意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 蒋孔阳先生在《美学新论》中，进一步强调在美学、文艺学研究中应走综合创新之路，他认为不仅在观点上应综合创新，而且在研究方法也应综合创新。这是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古今巨变、中外汇合的时代，各种思想和潮流纷至沓来，我们面临多种的机遇和选择。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固步自封，我们要把古今中外的成就，尽可能地综合起来，加以比较，各取所长，相互补充，以为我所用。学者有界别，真理没有界别，大师海涵，不应偏听，而应兼收。综合比较百家之长，乃能自出新意，自创新派。”
历史是最好的镜子。经过一个世纪的曲折、反复的发展过程，我国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表明前四种范式都不可取，而综合创新才是适应时代的要求和学术的发展，有益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范式。
二
随着时代的发展，20世纪转瞬已成为历史。中国文化将以什么样的态势呈现于21世纪？未来学家在作着种种预测，浪漫主义诗人正在构思自己梦幻般的畅想曲，现实主义不忘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现在站在哪里，脚步又要迈向何方？站在新世纪伊始的门槛上，面对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考虑到时代挑战，社会的转型与发展的机遇，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主导多元，综合创新。
冷战时代结束后，世界呈现多极化趋向。就全世界范围来讲，意识动态领域（包括文化艺术领域）出现多元化景观，很难说有哪一种哲学观、价值观、文化观、艺术观能够成为全世界的主导理论。那么，我们是否能据此同意如某些学者所说的中国现在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是多元化呢？我认为这仅仅是说明了部分特征，不能概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总趋向。
主导方面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方向。历史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化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和价值取向的文化整体，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的理论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我们所说的主导，具体来讲又包括两个层次：一是要求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体系，并以此去指导我们的文化建设；二是要求我们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中外古今的一切文化现象，去从事理论研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结合当今时代的特点和中国的实际，丰富和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多元与多样是有区别的。多样是指同一种性质的文化体系中，可以有多种多样不同的表现形态。如同是儒家学说，既有孔孟为代表的正统的儒家学说，又有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还有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等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中，也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心理学、马克思主义艺术学、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等不同形态。它们虽然研究的内容、表现的形态不同，但其理论基础则是共同的，都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形式。多元是指建立在不同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美学观基础上的不同的文化形态。就文艺学来讲，我们看到的有：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英伽登的现象学的文学理论；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理论；弗洛伊德、荣格的文学理论；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瑞恰兹和美英“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 巴赫金的文学理论；尧斯、伊瑟尔的接受美学理论；德里达及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及美国的詹姆逊、英国的伊格尔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等等。这些不同文学理论派别的倡导者,他们的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和美学观是大相径庭的。但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国度、不同学派的学者们,追求的学术目的又有其共同性,即在探讨和研究文学艺术活动的 特点与规律方面又可以走在一起,取得共识。
在一个多极化世界，某一国家的文化艺术发展中，主导与多元能否统一，多元文化之间能否共存，国内外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美国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P·Huntington) 教授在1993年发表在《外交》双月刊上的《文明的冲突 ? 》一文中说：后冷战时期的冲突的主要原因不是经济，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不同的文化。他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 对于亨廷顿先生的观点，国际上曾引起激烈的争论。按照亨廷顿教授的看法，由不同民族和宗教构成的多元文化国家，必然是一个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地区。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林任君博士以新加坡文化发展的成功典型，有力地反驳了亨廷顿的观点。他说，新加坡是世界的一个缩影。移民是我们的共同历史，世界各民族与各种文化是我们的共同资产。由于新加坡是个多元的种族社会，又处于不同文化潮流的要冲，我们有幸继承了世界的四大文明：中国文明、马来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换句话说，“亨廷顿预言会发生冲突的那些文明正在新加坡并存。然而，文明在新加坡小岛范围内的相互影响并没有导致冲突，也没有破坏我们国家的团结，相反地，却产生了美好的成果。” 耳闻为虚，眼见是实。1997年春本人经去新加坡实地观察和体验，我深深感受到新加坡腾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正确处理和利用了多元文化的资源。新加坡文化发展和繁荣有两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现代化与传统相结合。新加坡人清醒地懂得，随着电子时代、信息时代的到来，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多媒体的广泛应用和交通的革命，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一个国家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借鉴和选择西方文化的优点，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现代化管理制度经验。他们强调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但不是全盘西化，反对盲目接受西方文化。新加坡曾是英国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一度沦为日本殖民地。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他们独立后坚决摈弃了西方文化中的那些平庸的、消极的、对青少年有害的成分，而借鉴和吸取了西方文化中有价值有成分，保持和发扬了民族文化中的特殊性和 独立性。因此，在新加坡出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相融合的现象。竞争的观念、民主、自由的观念与透明的法律、严格的科学管理制度和民族文化传统得到了比较好的结合。
第二，主导与多元统一。价值观是任何一种文化的核心。在新加坡并存的多元文化中，东方文化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价值观在全社会得到了广泛的共识，起着主导作用。政府力倡以群体利益为重的价值观，批判和抵制西方的那种极端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在新加坡的街道上、地铁中、电视、报纸等媒体上和文学作品中，随时可见儒家的一些著名格言。1997年春节期间，新加坡与山东省联合举办的“春到河畔迎新年”活动,孔子成了最受尊敬的中心人物。滨河湾广场在孔子的高大的站立塑像周围,还塑了五个小学生的像,他们分别代表了新加坡存在的五大 价值观。这组群雕具有审美的象征意义,它形象地蕴含着新加坡 文化的主导多元的基本特征。新加坡这种文化发展的模式,、综合创新不仅给我们以启迪，而且也给我们观察中国文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参照。
中外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表明：在一定时代某个国家存在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平衡的关系，由于历史的、社会的、文化传统的原因,不同文化之中,往往由于一、二种文化适用于当时社会的进步和人民大众的需要,而成为主要的或主导的文化。它之所以成为主导文化，是历史的必然，不是某些人可以主观杜撰的。国学大师张岱年对此说得很明确，他说：“每一时代，应有一个主导思想，在社会生活及学术研究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又容许不同的学术观点存在。有同有异，求同存异。《周易·系辞》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又《睽卦·象传》云：‘君子以同而异’ 。同而且异，这是学术发展的规律。” 我们说在新的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是主导多元，这首先是由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从空间来讲,中国的主体即大陆部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作为中国的一个省的台湾和香 港、澳门地区,则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港、澳、台文化的多元性和体现不同性质、不同价值观念的文化思想体系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从时间来讲,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经济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必然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主导多元的形态。事实也正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各国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体现不同价值趋向不同哲学基础和审美观点的文化理论著作纷纷介绍、翻译到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20世纪西方出现的种种 理论学派几乎都在中国文化舞台上亮了相。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指导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打破了前苏联的僵化模式,清除了形“左”实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影响，开始真正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同时我们又兼容并包，广泛吸取和融合了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允许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观点的存在和发展。因此，从一元走向多元，呈现主导多元的态势,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 [Page] 三
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导多元与综合创新，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主导多元的文化形态，不是一种并行不悖、相互隔绝的静止形态，而是一种开放的、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发展形态。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本身，即可充分说明这个问题。对此，英国哈佛大学著名中国学专家杜维明先生有一段很好的说明，他说：
最近十年国内考古学所取得的成绩显示，中国文化并不像以前所想的那样，是一种辐射性的文化，即从渭河流域、黄河流域，开始一点逐渐地向四方扩展开来。中国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就是一个多样性的、多源头的。有齐鲁的，有燕晋的，有荆楚的，有西秦的，这些文化慢慢地汇集成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化。它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在古代中国的图腾时期，出现了最有象征意义的形象――龙。这个形象在自然物中是找不到的，它是由虎头、蛇身、鱼鳞、鹰爪、羊角等多种动物图腾、所集合起来的一个整合图形，是很多人的想象所汇集成的一个特殊的形象。一方面表明它的源头很多，另一方面又表明它是整合统一的。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我们比较强调汉族在中国文化塑造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实质上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集合体，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都有它特殊的价值，有它特殊的价值趋向。不可否认，少数民族的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中国文化既是多源头、多侧面的，又是统一的整合体。
杜维明先生还从思想史的角度，说明中国文化的思想流派也是多元的。在公元前六世纪，世界是各种不同的轴心文明产生的时代，中国文化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流派。以后在不同朝代，依据社会的需要，而往往以某一学派的思想为主导。大一统的秦代以法家思想为主；汉初出现了“黄老之术”，汉武帝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晋玄学时代，则有老、庄、易各种不同的传统。后来，从印度传入佛教，从蒙古输进伊斯兰教，西藏带来喇嘛教，17世纪从西方传入了天主教。这些宗教对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很大。“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大势趋向来看，它的思想是多元的，是各种思想互相撞击、融合的过程。”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走向综合的时代。伊·普里戈金和伊·斯唐热合著的《从混沌到有序》中写道：“我们相信，我们正朝着一种新的综合前进，朝着一种新的自然主义前进。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定量表述的强调）与中国的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 对于来自不同文化、不同理论学派的思想体系，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尽可能地加以综合。在综合中分析，在分析中综合，只有在综合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特点和中国的国情，不断的进行探索和创新，才有可能推进中国新文化的建设。
综合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任何文化上的创新都不是空穴来风，总是有所继承，有所借鉴，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和发展。因此，综合不仅在内容上要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各种文化体系中的一切有益的成份，而且在方法上也要善于吸取不同文化中存在的那些被实践所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科学的、先进的方法。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和创造新的科学范式，从而引起理论上的革命和文化事业的创新。
综合不是混合和凑合。“我们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文化，并不是说对于中西文化可以东取一点、西取一点，勉强拼凑起来；综合的过程也即是批判、改造的过程，也就是创造建设新文化体系的过程。” 我们既反对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又反对复古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综合创新论’要求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古代文化以及近代文化，正确认识人类文化的全部成就，同时更要发挥创造性的思维，进一步探索自然界与人类生活的奥秘，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建立新的文化体系。” 理论依赖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综合创新，只有紧密结合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才能获得强大的动力，真正走上创新之路。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主导多元文化不断的双向互动综合创新的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各种不同文化和各种不同理论学派之间，既有相互学习、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的一面。它们之间是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优胜劣汰，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只有那些适应时代要求和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而又被实践证明的合乎真理的理论观点和学说,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生机与活力。那些背离人民的需要、不适应时代要求的学说、观点和成分,自然将逐渐被历史所抛弃。这正如毛泽东所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 比较而存在 , 相斗争而发展的。当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 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的发展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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