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与三个概念发生主要联系：民族、发展、民主。如果要寻找中国近代160年来思想文化史这部大书的“主题词”，入选的拟为以上三词。如果将中国近现代文化建设比喻为一部宏大乐章，那么此乐章即是民族、发展与民主三大主题的交响变奏。为此，我们研讨中国文化建设问题时，既注意“民族”与“发展”（经济发展）也强调“民主”的重要地位。

　　注重民主启蒙在文化重构中的作用，是因为中国原典文化中民主资源的严重缺乏。因为格外缺乏，故须格外注重。①

　　 “民主”此一概念在中国出现得很早。如《书·多方》：“乃惟成汤克以而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有关民的词汇与论说在中国古籍中还有不少。如以下：

　　“民天”。《汉书·郦食其传》云“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宋史·乐志十二》云“土爰稼穑，允协民天”；“民生”。《左传·宣公十二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民时”。《汉书·五行志上》：“妄兴徭役，以夺民时”； “民贼”：“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民本”：《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不过我们无法从以上记载中找到“民主”的现代意义。五四运动所提倡的民主在英文为“democracy”,是人民（市民）自己作主。

　　而在中国的古典词汇中，“民主”是“为民作主”，或作“民”的“主人”解。人民自己做主与别人（或天）为民做主，意义上完全不同。如果说“民主”指的是“民”的“主人”则更与民主的现代含义南辕北辙。

　　中国古代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中，与“民”有关的概念表现以下的思想：

　　其一，反映封建君主对“民”的管理思想与统治策略。古代君主与官僚已经看到了“民”的物质生活本质是“食”，即民以食为天。认识到惟注意民的物质生活的满足，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才能从根本上阻止农民的“造反”，而使“天下久安”。需要补充的是，“民以食为天”的思想也表达了中国古代支配思想对社会经济规律的初步认识。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的社会。农民靠从土地收获粮食与棉麻养活自己并维持整个社会人群的生存。所谓“食”也可以理解为农业生产。“农”兴则国兴，“农”衰则国衰。统治者看到这一点，天下“贤君”无不将农业视为头等大事，以此维持国运。

　　其二，表现了中国的“君民” 辩证关系。中国文化意识视君民如舟与水。水既可以载舟也可以复舟。中国不存在如日本所有的天皇万世一系的情况，皇朝处在不断更迭过程之中，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是农民起义。中国古代思想承认“革命”的合理性，对“汤武革命”抱首肯与认同的态度，这在世界文化中是比较突出的。也正是中国统治文化对君、民辩证关系的认识，也正是中国有悠久的农民“革命”传统，使“君”对民即有肆意的一面，又有畏惧的一面。而其畏惧的最大本质是皇权的丧失。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统治者才提出“以民为天”及“民为本”的思想。但这样的理论中并没有现代“民主”的真正含义。

　　其三，中国有关“民”的思想，“君”为主体，“民”为客体。体现中世纪的强烈的君民、官民的不平等性与“养民”思想。从中国来看，从古代起就有所谓“养民”思想。《左传》云：“天生民而树之君”，“命在养民”。孔子说：“其养民也惠”（《论语》）。中国文化只是承认国君与官僚有养民的义务，而不承认民众与以后的市民的社会权利。养民思想如果说还可体会到在“上”的贤良精神，但确实找不到民主思想的痕迹。民主思想建设是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发展演化的必然结果。我们有意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做作160年 （近现代）、100年（20世纪、现代）与50年（当代）的区别。

　另外，我们在分析文化建的历程时，一定要注意一个时期文化与作为其背景的社会大事。我们将这些社会大事说成是社会的大事件，简单地说是“事件”。诸类的社会“事件”组成社会的时代“主题”。因此就有了“社会事件”--“社会主题”。“文化”跟着社会“走”，不会别开歧道，不会“异军突起”。“社会”决定“文化”，社会“事件”引发文化“事件”。社会主潮引发文化主潮。每当社会发生了大问题，文化也就出现了大问题，文化的变迁总是对社会大“事件”与社会总“主题”的回应。

　　中国近代即从1840年到1900年中国的社会事件是什么？依照事件的排列，择其要者虽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及一系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洪秀全起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但说到最大变局则众口一词：世界列强的侵略。这样，中国的文化变革就有了“民族”的“学西方”的明确取向。

　　禁锢的国门被西方坚船利炮攻破，在中国人思想中留下最直接鲜明的印象。故中国文化变革的最早特点表现为西方地理研究与西方器物介绍。此后，留学生与官僚的出洋学习与考察，中国人对西方认识日渐加深，中国文化建设又多了认识西方制度的任务。西方地理→西方器物（科技）→西方制度，是近代（1840-1900年）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最初步的思想路径。

　　我们要提出的一个观点是：对于西方器物与制度的学习有一个“表里”的问题。其“表”是模仿与制造。其“里”是内藏于“表”之里的思想与精神。也就是说一直到戊戌变法，中国人的向西方学习是表面的模仿与制造。洋务运动是对西方器物科技的模造，戊戌变法是对西方制度的模造。仿其“表”而不探究或少探究其“里”。知其外表与形式而不知其思想与精神。

　　其实，在西方“器物”与“科技”的背后依靠着“科学精神”的支撑。在民主共和制度的里面包裹着“民主思想”的内核。直到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中国还没有将“民主”与“科学”提上文化重构的日程，是因为民族的认识能力呈渐进式的提高，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到达这样的认识程度。至少说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只停留与酝酿在少数领袖人物的心田，还远远没有成为一种“运动”。 从社会整体上来说整个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还是如王韬所说，知其发肤而不识其“脏腑”。

　　20世纪开启，先进的文化学者已不再满足于对西方文化之“表”、“形”的模仿。从学习西方的意义上说，西方的外表“发肤”已经知晓，从文化重构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表面层次的建构已大体完成，所要进一步去做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内在层次更新与重构。所以说，五四运动正式提出“民主”的课题是中国受容西学，进而重构文化的逻辑演进。

　　这样的逻辑演进的现象不啻出现于五四运动时期，而且还要顺着这样的逻辑继续演进下去，直至中国文化真正的重构成功。只要是中国文化重构工作进行一天，就不能忘记重铸中国民族魂魄，其重要精髓之一即是“民主”。离却民主精髓，就说不上有真正的中国新文化。

　　民主思想发展，将对市场社会与市场经济起到促进作用。一个完善的市场社会应该有民主思想与其“配套”，而成为完整的社会文化整合体系。民主的本意是公平、平等与自由，在一个民主思想不普及，民主制度不完全的社会，商业的竞争将是不平等的。合理的市场社会将建立合理的竞争规则，营造公平的经营局面。不平等将对商业竞争规则的建立与国家市场的组合起到极大的破坏作用，最终破坏市场，破坏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由此停滞。民主所表现的自由，首要的是投资的自由与民营的自由，民主思想得不到普及，自由投资与民营发展将因无奈的拘牵，而发展缓慢。

　　民主发育不全的社会，将会因监督力的缺乏，无法对腐败现象做有效的监控。 “失控”力的延续，将导致社会组织的最后解体。而市场经济也由于失却社会组织的统合与调节同时走向崩溃。确然，民主实现需要社会“均质”做它的前提，假如一个国家还存着较大的贫富差别、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别、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公民受教育程度与机会的差别……，而达不到“均质”水平，民主的施行将会遇阻；假如一个国家市民（中产阶级）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量化程度，国民所受教育程度还很低下，这个国家也没有“资格”获取民主的“证书”； 假如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低下，“发展”还是它的首要难题，民主的课题就会推后；假如一个国家遭受外敌侵略，民族矛盾上升，民主与民族的课题也很难并举，率先解决的很可能是“民族”而不是“民主”。

　　黑格尔将国家视为普遍的存在，而将市民社会看作是特殊的存在，最后得出市民社会、市民思想（民主思想），“必须以国家为前提”的判断。②马克思对此曾说：“黑格尔对国家精神、伦理精神、国家意识崇拜得五体投地”。事实是，德国一方面在宗教上是坚定的“新教”堡垒，其现代化方式又表现出较多的有别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地方，由此与东亚现代化模式表现出某些相近代的地方。

　　然而，一旦均质水平提高，“路面”渐平，就应该加快速度，向民主理想奔驰。虽说驾车的第一前提是“安全”，而其“本质”却是“速度”。虽说以“权威”方法求“发展”，而目标是“发展”与“民主”的总和。

　　进一步说，“发展”推动与酝酿着“民主”。发展过程中市民层的扩大将促成“民主”载体的拓展；市场原则中“公平”、“契约”理念向政治范畴的外延，将最终使“市场”成为“民主”的课堂；市场经济的每一发展都在为“民主”的殿堂，砌砖树梁。

　　“民主”思想的出现、民主程度的提高与民主操作的成熟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与文明程度的标志。现代化不能仅仅体现在“经济”上，还要体现于“民主”。一个经济发展而民主滞后的社会，不能说是一个现代化社会，不能说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

　　显然，现代化从一个意义上说，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而且也是政治的现代化（民主）。对现代化的诠释，不仅是国家与民族的，还是“世界”的。现代化是“工业化”与“市场化”，现代化还是“世界化”。当世界精神主流已经向着民主平等与自由的方向涌进，而一个国家还只是满足于“经济”，将民主的课题延宕无已，势将疏离国际潮流，其结果成为世界孤儿而陷入向隅而泣的尴尬。其显例在东亚有日本，在西方则有德国。半个世纪之前，两国的经济发展取得相当的程度，经济发展任务已经完成，却继续维持甚至发展专制统治，一举向外侵略，留下的教训十分惨重。

　　这样，对东亚权威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会有一个辩证的认识：这样的发展方式是需要的，但只是“权宜”的与一时的，是东亚现代化的过渡形式。由于中国古典文化中民主资源的缺乏，由于人类文化进化必然要使封建文化演化为民主文化，由于“民主”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决定中国文化在重构与更新过程中要十分注意民主思想的输入、启蒙与受容。

　　注释：

　　① 笔者还认为，作为一个更新了的现代性文化，大体要符合以下的几个条件：其一“入世”性。这个文化要积极参与“世俗的生活”，使被这个文化所“化”者，关心现实世界。其二是“普世性”，对“普世”定义我们这里已作了自己的解释，说的是文化渗透性及于大众中的普及性。其三是经济伦理。其四是民主思想。还有其它，以上说的是主要的几个方面如果再简约地说。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变迁其基本的路数是沿着“民族”、“民主”、“科学”这样的路数进行的。具体言之即是将中国的文化演化为适合时代的民族的文化、民主的文化与科学的文化。以上的说法还不够的话，则要补充的是将中国文化转化为现代性经济伦理的文化。

　　② 例如日本明治时代实行现代化，在政治体制与伦理构造方面，重要的学习对象即是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