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在明代中期所实行的边境地区纳银开中的银价问题，可以说是最初商人上纳粮草的折价，或者说当时所上纳的银两，应该是边境地区的粮食价格，因为边境军需是以此银两来购买的。这即是边境地区纳粮制度向“招商籴买”制度过渡后而出现的纳银开中制度。如果说这两种制度的本身均在于解决边境军需问题，也并不为过。但问题是，商人到盐运司纳银中盐，明制称为“召商中卖”即系盐运司直接出售盐货，商人无须至边方纳银，而盐运司则将所卖盐价银解运户部，由户部解边的制度体系，显然同前述边方纳粮(纳银)开中制度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具体来说，盐运司卖盐的最早实例始见于成化二年(1466年)两淮召商中卖割没官盐。其

因江淮饥荒，经副都御史林聪奏“请以两淮运使仪真批验盐引所没官盐二万余引卖银”，  “赈凤阳诸处”⑥。此后沿为制度。十年(1474年)，准河东盐于河南南阳、汝宁“二府开中，则别立斗数，于运司发卖”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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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明太祖实录》卷六二“洪武四年三月癸卯”条。

    ②马文升，景泰进士，历按山西、湖广。其疏所言“纳银”情况，当系巡按山西之事。详见《明经世文编》卷六三。

    ③《明英宗实录》卷九三“正统七年六月庚戌”条。

    ④《明宪宗实录》卷八七"成化七年春正月辛巳”条。

    ⑤《明宪宗实录》卷二０四“成化十六年六月丁丑”条。

    ⑥《明大政纂要》卷二八“成化二年闰三月”条，又见《明宪宗实录》卷二八“成化二年三月庚辰”条。

    ⑦《明宪宗实录》卷一二八“成化十年五月丁亥”条。

至十二年(1476年)，各盐运司、提举司均改为由运司开卖盐引，在巡抚延绥等处左佥都御史丁川等人奏请下，原户部定拟中盐则例“每引米豆六斗或四斗，止值银三二钱，三斗二斗者，止值银一钱五分。使即其地发卖，得利当倍。宜令巡抚等官选委府州县廉正官于各盐运司及提举司召商发卖，其银领回籴买米豆为便。户部覆奏。从之。”①丁川奏准施行运司卖盐纳银之制，从此改变了明初边方纳粮的体制，结束了依靠开中法促使民间商人承担物资转运的状态，商人的经济活动目标也开始由此而转入盐运司和提举司。这不能不承认是明代盐业经济关系的一大转变。

    按明代制度，边商是承担朝廷纳粮中盐“正引”的商人。  “正引”又称为“正单”，是需要户部每年定额发放的盐引额数。对于边商而言，其主要的问题在于“困于掣支”。  “掣支”，又称为“京掣”。按明代“旧例：每岁两掣，每掣四单，后因浮课混淆，改于八月一掣，每掣四单。又一盐臣久缺，百事稽误，迟至十八个月一掣，计误掣二年，则壅十二单矣。”这种延误掣盐的原因，乃在于“浮引盛行”②。这里所说的“浮引”，显然是指商人在边报中纳粮或纳银后因须挨单掣盐而导致大量的边境仓口发出的盐勘合壅滞的主要因素。而小票盛行，则是导致边方纳粮体制解体的直接原因。此外，由于边商上纳粮草的正常程序是需要上纳本色或折色粮草后，挨次领取盐引勘合，到盐运司比对后下场支盐，然后按朝廷所规定的行盐区域贩运盐货。但如果在边境地区能够获得不挨次上纳或领取勘合，边商就可以在边境地区反复上纳，以获得更多的盐的行销权。这样，在边境地区所流行的“随时纳给”的“小票”，就导致边疆地区“中挾而轻卖，奸商皆走小票，则正引坐废”的局面。按榆林道布政陈性学所说，小票的盛行，有六大弊端：  “夫边引例重二百斤，官价五钱，加纳余盐七钱五分，而重五百五十斤。堆积三年，挨单顺序。例也。今以小票发卖，不随盐单，每包至二千五百斤，随纳随给，人情孰不欲利?见少则就多，浮引四倍，而盐利少引积不售，坐困一也；盐志载商盐必挨单候掣，顺序发卖。彼盐不登单，随意中发，此有守候之苦，又有掣盘之费，人不乐趋，坐困三也；且彼盐发卖，执有小票，

江浙吴楚，何所不之?夫行盐之地有方，食盐之口有数，彼既盛行，则此无买主，坐困四也；先年盐法通行，则有南商至边收引，今小桥便利，则南商不北，则边商减价，赍尽江南，坐困五也；边方淮盐，每引官价五钱，并余盐七钱五分，今江南价止四钱五分，边方浙盐官价三钱六分，江南止得一钱六分，计淮浙二十二万六千余引，亏短价银五万七千余两，四五年间，变产赔偿，不复能及，坐困六也。”③这里所说的“小票”，实际上则是明代嘉靖年间所开设的“商买余盐”制度。关于此，嘉靖年间的户科给事中管怀理说得很清楚。其奏疏有云：“欲通盐课，必先处余盐；欲处余盐，必多减正价。正盐贱则私贩自息，私贩[息]则正盐自行。请将正余盐各定价值，俱令开边中纳。正盐纳以引目，下场关支，余盐给以小票，商自收买。正盐一引，计中余盐三四引，或五六引，务以尽收为止。未尽，则再添数倍。”④如果理解不错的话，那么，在余盐开禁的问题上，实际上因商人很少到边境地区上纳粮草或银两，以至边境地区严重缺粮。这样的情况下，朝廷不得不让利于商，设计出“余盐小票”的制度，将所谓“正引”作为余盐配套中纳，以期解决边境地区的粮草问题。尽管余盐小票的实行对于边境所发的正额盐引有所冲击，但在户部看来，解决余盐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实行“听商收买”的制度。关于此制的确立过程，以户部所议的奏疏所说，其制度的基础在于“朝廷设立盐课，正引各有常规，余盐原无定数”。如果“假额课以处余盐，实今日救弊之宜。欲革余盐，则商灶俱困，而私贩必至于横行；倍收余盐，则旱涝难齐，而边引不免于壅滞。夹带余盐，律有明禁，增刷引[目]，则于祖制有违。”可见，户部是很难处理余盐问题的。其最终的结果，则是“中盐自有引目，另立照票，则与引目相背，官为手鬻，不若商为收买，简易可行”。在户部讨论后，决定“除两浙、河东，听其照旧遵行外，其两淮盐斤，计每包以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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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明神宗实录》卷一五八“成化十二年十月庚辰”条。

    ②关于“浮引”，原本是万历二十五年间太监鲁保。

    ③《明神宗实录》卷四四一“万历三十五年十二月丙寅”条。

    ④《明世宗实录》卷一七五“嘉靖十四年五月甲子”条。

五十斤为率，内二百八十五斤连包索为正引，定价五钱；二百六十五斤为余盐，淮南定价六钱五分，淮北定价五钱。两浙，每正盐一引，连包索以二百五十五引[斤]为率，定价银三钱五分，余盐通融以百斤为一引，嘉兴批验所银五钱，杭州四钱五分，绍兴四钱，温州二钱。长芦、山东，每包以四百三十斤为率，内二百五斤为正引。长芦定价二钱，山东一钱五分；二百二十五斤连包，率为余盐。长芦南掣盐所银三钱，北所三钱三分。山东三钱一分。以上正盐俱开边报中。两浙上纳本色，长芦、山东折色。如丰年，愿纳本色者听。余盐不必开边，仍旧纳银运司解部，转发各边。其甘肃险远，止开浙[淮]浙二盐。淮盐每减五分，每引银四钱五分；浙盐再减五分每引银三钱。其余各边如开淮盐，搭以长芦，则不必更搭山东；开浙盐，搭以山东，亦不必更搭长芦，庶便于掣支。”①

    综上所述，大体可得出以下结论：

    (一)对于国家而言，因明初统治中心偏于江南，北部边境地带所驻扎的大量军队的军需供给，则需要动员民间商人的力量来进行物资转运。而国家所能与之交易的只有利润巨大的盐货，所以将食盐的销售特权授予转运物资的民间商人，较之完全依靠国家力量来进行盐粮转运与食盐的销售，显然更为严重有利。

    (二)国家与民间商人的经济关系的确立，是通过开中则例来实现的。开中则例制订的基本原则在于对国家和民间商人都有利益，盐粮交易比价的高低，都对开中制度是否顺利实行有直接的影响。而在明朝所出现的边境地区军需供应的多

次重大危机，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开中制度的中断所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明代朝廷多次下调开中则例的做法，就是以最大的商业利益来吸引民间商人资本更多地介入开中盐粮的转运。而在明代中期后开中制度的演变，实际上是将盐产区的盐货交易与边境地区所实行的纳粮开中制度相结合，从而保证国家在盐粮交易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三)不可否认，明朝实行的招商与全面通商政策，是中国历史上实行通商政策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制度体系最为完备的时代。随着商人资本的流动，其传统社会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结果必然对后世民间商人资本的成长发挥积极作用。而因招商中盐政策的实行，民间商人在不同区域、行业尤其是盐业生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想必是近代经济生成的前提条件。

当然，关于明代因招商开中制度所引发的民间商人资本家承担国家军需物资转运而获得盐货销售特权，从而形成不同产盐区盐货与粮食及其他商品价格的比价关系，其价格体系的变动，无疑对地域经济的变化产生不同影响，尤其是商人在盐运司上纳银两与边境地区物价关系问题，仍是今后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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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世宗实录》卷一七五“嘉靖十四年五月甲子”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