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的本质是什么
以上关于法的起源的辩析，必然地要进一步引起我们对法的本质的再思考，这是两个息息相关的课题，弄清法的来历有助于我们理解法的本质，而弄清法的本质就有助于推进我们的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
传统法理学，把法的本质概括为两点：阶级性和社会性。很多人认为，法是与国家同生同灭的，它本质上是阶级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事物。我不赞同。法是在国家产生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才逐步产生完善。初期的国家里，人们所遵循的还是原始社会所形成的习惯和一些道德规范，只是这些规范后面所依赖的已不是协调而是暴力，即社会秩序是依赖于暴力的辅佐的。而处于有权使用暴力的集团，也完成了他们的蜕变，他们不再是秩序的协调者而是暴力的行使者，但他们宣称他们是民意的代表，是法律的执行者。因此，作为利益代表的管理集团，从来只是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但由于他们拥有经济优势和暴力机器，他们可以这样宣称并迫使人们服从，这就使法从一开始便带上暴力工具和利益（阶级）冲突的烙印，这就是法与生俱来的阶级性。对于法的阶级性，我一向是赞同的，就如我上面所述，国家是不平等的产物，它的基础是暴力，其所使用的手段和工具即法律必然要以其意志为意志，符合其统治需要，因此的法的本质之一就是阶级性。但要指出，我们了解阶级性是法的本质之一，不是要把法律或对法律的研究陷入政治或政治学当中，那就脱离法的本意而引发误导，而在实践上则可能是灾难性的。明白法的阶级性本质，意义应在于：一是它只是统治的一种工具，并不具有诸如正义、平等、公平等修饰词与之相配。正义、平等、公平只是在统治允许的范围内的一种奢侈品，是相对的。二是表明法律是主观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往往在它与事物的规律性进行联系时混淆了起来，我们常看到的表述是法的内容是由物质生产条件决定的。我总认为这种表述不妥，且在事实上形成了误导，让人们以为法具有规律性，进而把它与规律几乎等同起来，这种认识与中世纪的欧洲的“君主不能犯”同义。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符合客观规律的法律是长久的，但出于统治的需要，法律完全可以抛开任何规律而唯心制定。所以，我认为认识法的阶级性的意义在于警醒我们，当我们所遵循的法律是违背客观规律时，我们应义不容辞地去修正它，否则我们的苦难将接踵而至。
而对于法的社会性，我不赞同。我认为法没有社会性。这似乎难以立论，那且让我们看看关于社会性的理论再说。人们通过对成文法的比较认为法具有社会性，他们指的是法所具有的一些形式上的共同性，如反映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反映对法律程序或形式的认同等等，这些似乎说明法律的社会性，可是恰恰错了，这些认识，正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表现，就这一层面得出法具有社会性我觉得难以认同。这一认识把本质和形式的差别抹杀了，进而使自己迷失了方向。本质的东西是不变的，所以一种事物能成其为这种事物。而形式的东西是可变的，如习惯法与成文法的不同、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不同等。因此，所谓社会性的认识显然是形式的，是不足取的。真正的本质的东西是在这些共同形式的后面。那么，它是什么？
我认为，法律所表现出来的这些同性，是其经济性的表现，因此，经济性才是法律的另一个本质。作为阶级统治工具，法律不是唯一的，而只是一种选择，诸如道德、习俗等也都自发地起着维护统治的作用。道德和习俗等事物是在血缘关系时代所形成的，它们已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思想和日常生活当中，为人们所认同和自觉维护。统治阶段只能对它们加以肯定或否定。而法律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意志制定的，他们可以自由左右。就“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个表述看，除了阶级性，法还有工具属性，从习惯而来的习惯法直至后来的成文法，作为维护秩序的手段，都是越是广泛性、普遍性则价值越高，因为广泛性、普遍性的事物较易为人们所接受，维持秩序的阻力就越少。法律之被选为统治工具，是因了它的明确性、周知性，而之所以具有相同性，则是因了经济性的考虑：一则是其符合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而可借鉴，再则是其他国家已经实践证明是可用的，这些都为统治节省了成本。我们从法的起源说到现在，都表明着对于经济性的考虑始终影响着法的抉择和法的制定，毫无疑问，经济性而不是社会性，是法的本质之一。从我们现在可以理解的角度看，习惯正因为它的广泛认同性和普遍遵循性而被暴力集团所认可，这是出于利益的考量来决定的。一方面是由于历史的沿袭性。经历漫长原始社会所形成的各种习惯，已经成了维护人类社会生活秩序的普遍规则面得到人们的遵循。特别是不同氏族所形成的各具特色的习惯，则更是成为不同氏族的标志和他们的骄傲而备受信仰，原始社会的人甚至赋予这些规则“神创”的地位。这种迷信和习惯得到了人们基于自然的延续认可，成为不同集团所共同遵守的规矩。在国家形成以后的很长时间直至今天，这种基于自然迷信及其所形成的习惯仍得到人们的遵循并有所创新，成为约束人们思想和言行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和手段。另一方面是习惯的广泛认同性和普遍遵循性，使他们具有低成本、便利性的特点而被暴力集团所认可。我们看到，在利益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暴力代替了协调后，习惯被改造成习惯法推上了历史舞台充当社会秩序的调制器。
还需进一步论及的是，随着人们思想进步以及生产实践的发展，产生了文字，习惯法就进一步发展为成文法。姑不论两者的优劣，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为什么有这样的发展？这与法的本质是否有关联？就我理解，这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毕竟从原始社会继承来的习惯是有限的，而生产的大发展和人们的大交往产生了诸多的新事物、新情况、新矛盾，这就给暴力集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课题。这时候，就真的出现需要个别调整的问题，但是这种个别调整无法辅以暴力而只能辅以协调，因为这种问题无先例可循，不可冒然处之。而随着诸如此类的问题的大量涌现，暴力集团就觉得有必要迅速全面地将这种个别调整告之全民以求周知，从而成为人们的生活生产习惯而一体遵循。这样子，在个别调整成为人们普遍的行为习惯和共同认识后，便又可以将它纳入以暴力为保障的框架了。毕竟，暴力的行使必须有一定的理由才可以堵住人们的嘴（不一定可以服众），哪怕这理由是假的，它也得编一个。这就在暴力集团形成共识，即他们急于把对新事物新情况的个别调整推广为人们的生活习惯，从而可以大大减少人们的抵触性，进而更好地维持既得利益秩序。在文字产生以后，文字的优越性便成了暴力集团选择以文字来推广个别的调整的主要原因，成文法也就因此而产生。此后，随着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和教育的不断普及，成文法也越发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直至今天。
因此，从习惯到习惯法再到成文法这一法的发展进程，都显示着一条主线，即法的经济性和确定性（其本质也是经济性的体现）是法赖以存在并为统治阶级所选择的根本原因，它构成了法的本质特征之一。
三、确定法的经济性的意义
通过以上的论述，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济性是法的本质属性之一，而且应该是最重要的本质属性。它在实践上将产生天壤之别。确立了法的经济性，将可使我们抛开阶级性这个前提性的、却无实践意义且争扰不休的课题，而把我们的美好时光和有限精力投入于对法的经济性的研究，使人们更多的关注对法律的投入、法律自身的成本、法律执行的预算、法律的效益等实效性问题，从而使我们对法律的研究和实践沿着它本应的正确方向前进。假使如此，我们必将迎来一个法治昌明、安居乐业的时代。
而令人欣喜的是，这种曙光和火苗正在燃烧和升腾。

参考文献:

《马恩全集》
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