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原载《管理世界》2005年第1期的文章《关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实证研究 》对587家中国股份企业经营的大量数据，采用概率统计方法，从经验数据中发现了重要的现象：股份制改革和民营化没用产生技术进步，反而产生令人担忧的跨行业并购的多种经营化行为。笔者结合实例说明，股份制改革正面临着一个资产流失的“黑洞”]

关键词：股份企业，民营股份公司，提拔任命制，职工治理为主 

原载《管理世界》2005年第1期刊登署名李骥， 孙健敏， 刘向阳， 巴曙松的文章《关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实证研究 》[1]（以下称为“《实证研究》”）对587家中国上市的股份制企业的大量数据，采用概率统计方法，从经验数据中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企业活动规律，现象或问题。结论主要有三点： 
 
“第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决不仅仅是企业非国有化的问题。”“企业的非国有化与企业管理水平，特别是战略管理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企业完全非国有化以后，股份制企业的管理者们仍然可能以权谋私，或至少在制定企业发展战略时多照顾自己的利益，而牺牲股东的长远利益。” 
 
“第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与整个国家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改善配套。如果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外部环境，企业如果不能在法制基础上公平竞争，那么企业管理层就可能采取业务多元化这一类的保守战略来应对企业经营环境中的风险。数据显示，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完全非国有化后的企业似乎缺乏建立有竞争力的核心业务的积极性。”
 
 “第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还必须提高股份企业监督人员及管理人员的战略管理能力。研究结果显示，即使管理人员本身拥有相当大比例的企业股份，他们还是倾向于企业业务多元化。” 《实证研究》并得出结论“研究的数据显示，在当今中国的过渡体制下，企业的完全非国有化并没有促使企业努力发展具有竞争力的核心业务。一旦完全非国有化，企业往往倾向于业务多元化。”《实证研究》通过用科学的数理统计学方法，光企业的抽样就用了587家股份制改造的国有股份企业和民营股份公司。从大量的股份制企业数据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得不让人深思。
 
 按照厉以宁等人所设想的逻辑，国企改造后，通过发行股票引入了私人股东，各公司间也通过相互投资可以形成相互控股，从而通过股东大会可以形成新型的股份制约制度，从而建立起中国式的公司治理制度。股份制改革和产权论者的重点根据基础并且是，管理层更通过持有公司的相对较多的股票，是“自己的钱自己负责管理”，是管理更加负责任，是有了“最终委托人”，会使股份企业和进一步的民营股份公司充满生机，进入市场犹如鱼得水；在原有市场产品的巩固和进一步开发，原产品领域技术工艺创新得以一展宏图；借用股票市场的融资渠道，得以脱颖而出，使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得以成功。从此中国的股份企业就可以相信，在世界竞争的大潮中得以出现类似微软，索尼，东芝，丰田，三星等世界知名公司的雏形，在自己的所在的领域里具有独特的产品特性，价格竞争优势，更重要的是有自己的世界出名品牌。 
 
美国著名的企业战略学者也是企业战略学的奠基人Michael E. Porter在其著作Competitive Strategy 一书中给出企业三种有效战略选择：一是集中资源在自己熟悉的少数精尖产品上，包括市场偏门产品Niche（Focus）；二是高端产品的多种经营(Diversification)；三是低成本基础上的多种经营(Low cost diversification)。我国民营股份公司这样一窝蜂地实行多种经营，无疑是在原低层次产品上进行低成本的残酷竞争，企业普遍都没有自己产品绝对的低成本优势，因此不构成符合上述的第三项战略，更不符合其他两项战略。也就是说我国股份民营公司普遍没有有效的企业经营战略。 这种状况并不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和民营化改革所愿意看到的结果。在低层次产品上的竞争是没有出路的。揭示了这样的股份制改革的客观结果是失败的。这里需要特别纠正补充的是，《实证研究》上面所属结论的第二点“企业如果不能在法制基础上公平竞争，那么企业管理层就可能采取业务多元化这一类的保守战略来应对企业经营环境中的风险。”按照Michael E. Porter的企业战略学理论，低层次产品的“业务多元化”根本不是有效的企业经营战略，所以不是什么“保守战略”。那么民营股份公司的多元化战略的动机从理论上就特别值得怀疑。 股份企业和民营股份公司没有在原有行业，进行技术进步的巩固工作，反而在原企业产品的低水平基础上实行多元化策略。于是我们这些年来在市场上就看到了股份企业和民营股份制公司互相吞并，企业陷入巨额资产亏空危机，“企业家”锒铛入等令人狱眼花缭乱的大秀。
 
最近的两个民企毁灭性问题的报道是《连遭重挫科龙临时停牌 顾雏军遭遇资本危机》[2]和《4.2亿巨资秘密转移 酒鬼酒董事长“人间蒸发”》[3]。 这些触目惊心的画面，动则几千万，几亿，十几亿的跨行业收购案，流失案，结二连三。不仅仅使经营失败，也使大量资金在没有实质监督下严重流失。自去年以来，就有“德隆”、“伊利”、“创维”、“健力宝”、“TCL”、“开开实业”、“三毛派神”、“东方创业”、“浙江东方”、“东北高速”、“山东巨力”、“中航油”、“科龙”、“鸿仪投资”和深圳机场等数十家著名企业的百余名高级管理人员管先后落马的事件，这些高级管理人员或者锒铛入狱或者失踪。
 
在这些“大手笔”收购和资金运作的过程中资产的流失，几乎都牵扯到这些高管操纵股票，非法挪用资金的贪污等犯罪。 这些案例也说明股份企业和民营化股份公司并没有因为股份制改造和“民营化”而产生厉以宁所预计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出现，没能能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些高管们本来就拥有相对较多的公司股票和公司资产，也没能因为“我的钱我会负责任”而自动产生使他们产生兢兢业业脚踏实地的务实经营行为。这是产权论的严重破产。 众所周知股市存在着巨大的冒险和融资机会，刺激着这些高管们在没有监督机制下铤而走险，利用上市公司在股市的融资方便，和银行的贷款漏洞，大举收购吞并与本行业不相干的上市公司，进行其股票证券的大笔操作。这样大量的案例，无疑是高管们在国有和民营股份制企业没有监督机制下谋求个人私利最大化的疯狂“圈钱”行为。
 
接二连三的并购经营失败例子说明所产生的巨额资产流失和浪费，股市在多年高经济增长率下的徘徊不前，散户股民常年的投资损失，是我国股份制改革和民营化后出现的资产流失的无底“黑洞”。这已经不仅仅是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上市公司流通股股民的资产也在严重流失。上市公司越多，这种流失漏洞就越大，股份制改革正在产生比国有资产流失更加严重的全社会资产流失的严重后果。可能正在制造新的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