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刻，加强税收征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与加强征管相比，更重要的是加快税收制度和税收体制改革。当前，以下诸点应予以关注：理顺纳税人与税收征管人、公务员之间的关系，确立纳税人的主人翁地位；依法照章纳税，废止自上而下地下达征税指标的传统做法；根据扩大内需和深化改革的要求，全面改革税制已经提上了日程；为适应加入 WTO后形势的变化，改革现行内外有别的税收制度，实行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公平税负；为全面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积极创造条件，加快由抑制投资的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过渡；规范税外费征管，减轻纳税人的税外费负担，并逐步将游离于财政之外的收入纳入政府预算。

　　税收是政府主要的财源，又是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杠杆。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刻，加强税收征管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与加强征管相比，更重要的是加快税收制度和税收体制改革。当前，以下诸点应予以关注：
　　1、理顺纳税人与税收征管人、公务员之间的关系，确立纳税人的主人翁地位。
　　税收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途径和形式。劳动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纳税人，无论是自然人或者法人，他们所缴纳的税金都来自劳动群众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纳税人与政府之间是权力和义务对等的关系。公民作为纳税人具有照章纳税的义务，同时又享有接受政府及其雇员所提供的服务的权力；政府及其雇员拥有依法纳税、领取俸禄的权力，同时又必须履行对纳税人应尽的义务。这种权力、义务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主仆之间的关系。纳税人是社会的主人，政府公务员则是为纳税人服务的公仆。古人把官吏称之为百姓的“父母官”。其实，纳税人供养了政府及其官吏，而不是相反。政府及其官吏绝没有超越公仆之外、凌驾于主人之上的特权。明确这种主仆关系，是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税法要实现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功能，首先必须规范这种主仆关系，并给予法律保障。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主仆关系在人们心目中却往往被淡忘，甚至被扭曲、颠倒。特别是一些官员并不珍惜手中的权力为纳税人服务，他们肆意侵吞公共财富，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他们所作所为不仅背离了人民政权和执政党的宗旨，而且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
　　2、依法照章纳税，废止自上而下地下达征税指标的传统做法。
　　税收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性表现在：纳税人必须依照税法从其收入中提取法定数额作为税金上缴政府；政府税务部门依法向纳税人征收税金；司法部门依法查处违反税法的行为。纳税人照章纳税，税务机关照章征税，是规范化市场经济的通行规则。依法税收才能做到公平、公正税负，防止偷逃税，才能防范税务人员营私舞弊，贪赃枉法。
　　但是，税收的强制性和税务机关自上而下地下达指令性税收指标，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在制定年度财政预算时，为实现预算收支基本平衡，对税收作出初步预测，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必须逐级下达指令性征税硬性指标。这种办法违背了市场经济通行准则，十分有害：第一，它会破坏公平税赋、合理负担的原则，征税时做不到公平、公正。因为税务机关并不是根据纳税人当年经营实绩和实际收入征税，而是以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指标为根据，参照纳税人上年缴纳的税金进行分摊。所以就会出现该多征的却少征，该少征的却多征，当年税金缴纳越多，次年税负就越重。第二，滋生弄虚作假，征过头税。税务机关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税收任务，置法律不顾，用各种办法凑足指标。例如，先征后返，贷款纳税，抽肥补瘦，超前征收等。当年任务完成得越好，税收基数越大，由此便形成恶性循环，把“依法治税”拖进死胡同。第三，为偷漏税提供缝隙。税务部门一旦完成任务便不寻求新税源，该征不征；纳税人千方百计偷逃税金。第四，为税务人员搞权钱交易，滋生腐败提供土壤。税务部门按上级下达指标征税，是典型的“人治”、“权大于法”的表现。它使某些税务人员无视税法，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使国家蒙受损失。所以，自上而下地下达指令性税收任务的做法是违背市场经济通行规则的，是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3、根据扩大内需和深化改革的要求，全面改革税制已经提上了日程。
　　近 20年，税收制度经过了多次调整和改革。现行税制是 1994年以抑制经济过热、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而制定的。当时虽然提出了“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原则，但在税制中并未得到充分体现。现在随着形势的变化有必要进行全面修定。在修定税制中有以下几个问题应予以特别关注：
首先，按照国际惯例可否考虑取消农业税。目前在农业税项下每年向农民征收税金约 400多亿元。按农田计算，每亩征收 20多元。农业税在全国税收总额中的比重不到 3％左右。这个数额并不算大，对整个预算收支影响不大。近两三年政府年度预、决算收入都保持了较高的增幅。去年预算增收 1000多亿元，决算又比预算超收 1000多亿元。如果狠刹公款吃喝和公费旅游等不正之风，特别是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力度，财政增收节支的潜力是很大的。第二，免除农业税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购买力。扩大内需的重点在农民，扩大内需的难点也在农民。免除农业税，这个数额对政府来说是十分有限的。但对农户来说却可以增强他们对收入增长的预期，从而增加即期消费和投资的支出。第三，在提取“三提五统”的同时，征收农业税，违背了公平税负的原则。与城市职工相比，农民实际上承受了双重税费负担，在缴纳农业税的同时，还必须上缴“三提五统”。如果把农业税比作个人所得税，它的起征点却远远低于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近两年农民年人均现金收入仅为 2000多元，月均 160多元，远未达到 800元起征点。所以，农民的法定税费负担比城市职工重是不容置疑的。第四，目前市场经济国家均未开征农业税，不仅如此，政府对农产品还实行价格补贴。中国“入世”已成定局，按照国际通行规则改革税制势在必行。
其次，改革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已迫在眉睫。当前，个人收入分配不公十分严重，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贫富分化加剧。据权威人士分析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达到 0.456。一方面已形成了一个不是靠勤劳发家的暴富阶层；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庞大的待救济的贫困阶层。然而，税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工具的功能，在现行税制下却被窒息。这主要表现在：该开征的税种迟迟不出台，如社会保障税，致使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严重滞后；不该征收的却征收，例如收入低于 800元起征点的职工，省吃俭用在银行存了点钱，却要缴纳利息税；该抵扣的不扣除，例如赡养老人费用、教育费用等；重复征收，例如企业按 33％税率缴所得税后，分配给个人股东的股息红利还要再征收 20％的税；平均主义一刀切，例如不管储户储蓄金额多少，一律按同一税率征收利息税，等等。此外，在个人所得税征管办法上，目前主要管住了工薪收入阶层，管不住个体和私营业主，致使大量税金流失。所以，目前改革个人所得税法已刻不容缓。按照调节差距、公平税负、统筹兼顾的原则，把分类征收和综合征收结合起来，改变现行单项计征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