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货币的象征系统

属于流通本质的东西是：交换表现为一个过程，表现为买卖流动的总体。在这个形式中，个体的相互冲突，使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他人的社会权力，通过货币的象征系统而表达出来。但是，“表现这种象征的材料决不是无关紧要的，虽然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材料。社会的发展，在产生出这种象征的同时，也产生出日益适合于这种象征的材料，而以后社会又竭力摆脱这种材料；一种象征如果不是任意的，它就要求那种表现它的材料具有某些条件。”①在被体现者的条件中，诸如概念的规定、一定的关系等等，就包含着对体现者的要求。克洛尔(R．W．Clower)就曾指出，许许多多商品都具有作为交换媒介所要求的物理特征(如可携带性、不损性、同质性、可分割性和可识别性等等)，但选择通用的媒介物基本上是一个社会性的决策。“在被选作充当‘货币’时，商品本身的专门特征几乎没有什么经济重要性，起作用的是由习惯和法律所组成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促进个人可有效地进行贸易，如果这些人遵循一定规则的话。”②

从人类学的经验资料中可以看到，货币的原初形式，是先于其任何功能而存在于社会中的一种对象物。这种对象物必然是为人们所珍重和崇拜的、拥有精神威力的东西，有时甚至成为维持共同体的精神支柱。马克思虽然也曾看到货币形式固定在不同物质材料上的偶然性；但他最重要的发现，是从交换过程听固有逻辑中看到，“商品的价值形态与商品的对立，只是为了马上又消失。”③在W—G—W过程中，与货币不断换位的商品相继退出流通，而货币同一个又一个商品的位置变换使其始终驻留在过程之中。由于“运动的连续性完全落在货币方面”，由于“货币流通表示同一个过程的不断的、单调的重复”，“所以在货币流通中就隐藏着一种可能性：可以用其他材料做的记号或用象征来代替金属货币执行铸币的职能”，货币的表现或存在的具体形式，可获得“纯粹的象征性质”。④实际上，这种历史和逻辑的分析同时表明了，要全面的把握货币的本质，除了亚里士多德所揭示的与货币作为商品这一物质基础相连的线索外，还有货币作为社会整合的制度性存在而与社会性的规定和传承紧密相连的另一条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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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90页。
② [冰]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6年版。第208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48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34、135、145、146页。

货币的存在被概念地当作一种“超现实的物”。然而，这种超现实性并不唯一地限定在某一物质上，货币对象物的具体形式究竟体现为金、银、铜还是海贝、豚牙甚或现代的纸币等等的物质形式上，首先在历史上表现为一种偶然，而这种偶然性，又强烈地透出不同文化实存的决定关系。在中国早期多民族部落群体“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的过程中，①货币的存在一方面体现在不同的实物形式上，另一方面，金虽然成为货币存在的最早形式之一，却未能成长为中国民族经济中的货币主导形式。这充分表明，符号货币本身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物理特性来告诉人们，这种货币提供什么质量的货币性服务。因此，仅从特定物质的物理性质或经济性供给的角度去理解货币的不同形式的存在，是极其片面的。由于其对文化解释的严重缺失，隐含着把对货币存在和发展的研究导向螽化的片面道路的趋向。但遗憾的是，此类论述，往往还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这样，关于货币象征符号系统的诸多假说，主要是在经济学以外的诸多学科中层开的。

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角度提出的货币象征性涵义的假说，是“黄金=粪便”的命题。这一分析视野促成了许多学者对世界民族中此类现象的关注并发掘出大量的实证资料。这些研究认为，货币起源于一种“多少有些贵重的、带有宗教性色彩或魔术般的神秘性的、能发出威力并能生出财富的物品”。②正是黄金与特定文化的连结而获得的“超现实性”，使其获得了货币的地位。也正是这一点向我们表明，不同文化和物质的差异，同样可使货币落脚于其他物质的自然形态上。[Page]

米尔希．埃里阿戴的《贝壳象征系统的考察》，就没有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肛门”等肉体的边缘部位上，而是透视了更多的圣体显现过程。他指出，贝壳的影像并不只是与受孕、生育这类生命的创造有关，在贝壳的象征系统中不仅有诞生，也包括复活与再生，这实际上意味着更深层意义上的“创造”。这样，他便从远古象征系统的“月一水一贝”象征体系中，来解读货币的存在。埃里阿戴在《圣与俗》中说到，“无论多么原始的东西，其圣体显现都必然是悖理的。……通过神启圣物，一个事物会变成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然而它终究还是原来哪个事物”。③这便意味着，所谓圣物并非与其自然存在形态相别的某种东西，地中海世界的黄金和挪亚人的牛仍然是现实世界里的金与牛；但是，当这些东西成为货币时，是在远古象征系统直接或间接支配下的一个圣体显现的过程，它使眼前的物质现实转变成超自然的现实。直接担负着与社会物质生活密切相关的表层整合使命的货币，在其“始原”上所具有的符号象征意义，表达出它与人们精神生活的种种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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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平准书》。
② 参见(日]粟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7年版，第114页。
② 参见[日]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7年版，第143页。

莫斯在对古罗马交换的法约束研究中指出，“物”(res)本来是家族(familia)的一员，而当物与家族脱离很久以后，它仍然未能改变其原来作为家族成员的性质，直到因支付等价而获得解放，它又开始约束新的所有者。而从对方手里领受了物的人，被称为“reus"，意为“物的灵魂使双方结合了起来的人”；同时也常常表示“有罪者”或“有责者”等意思；并且reus还与“有誓完成的义务”(voti damnatus)同义，其中的 damnatus一词又与“法的约束”相同。这样，货币的象征性函义便以禁忌的财物形式，通过“有罪”或“有责”等观念在交换或赠予中的散布，对现实的社会交往尤其是经济性交往实施法的约束。

而荣格的《心理学与炼金术》则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炼金术师果真总是失败的吗?”他对其所暗示的否定表明，“真正的”炼金术师所追求的是“高尚的金”；在最终的意义上，“炼金术的目的不是造出单纯的肉体(物质)，而是造出同时也是灵魂的肉体(物质)”。①炼金术把金刚石(意为“不死”)，可饮用的黄金(意为“万灵药”)，红白水(红与白象征两性而意为“永生”)三者合成以求得“仙人之石”。在此，黄金和仙人之石的概念乃是既是黄金又非黄金、既是宝石又非宝石的东西，是那个显现了始原的圣物象征系统的东西，与货币有着共同本原的东西!炼金术师之所以追求金银，并不是为了获得其所具有的交换手段、财富化身或支付手段等等的功能与效力，而是因为金银在他们的共同体中是一种圣物，他们才必欲求之。并且，他们是把金银葬身于自己的操作或观察的过程中来实现自己的欲求的。因此，尽管他们中间有某些人将操作的目的放在作为现实货币的物上，但真正的炼金术师所追求的并非世俗的物质，并非聚焦于货币的经济功能，而是追求埃里阿戴所说的作为“超现实存在”的货币。把炼金术与人类的文化心理过程联系起来考察，实际上隐喻着解读“货币”这一物象的深刻启示。

对上述分析的重要意义上理解，并不是去确定货币象征存在形式的起源与这些特定的具体形式的关联是否正确，而是要看到，它提供了对货币象征性涵义存在问题的一个分析思路。表达了把货币视为人类自身情感冲动的一种投射；是对人类自然状态的一种精神表达；它是同灵魂与魔鬼，图腾与禁忌等紧密相关的一种符号象征系统的存在。而这种象征符号系统的设置，“暴露出了一个极明显的意图：企图利用控制心理作用的定律来操纵真实事物”，展现了“人类具有一种极巧妙的内在能力(指再度校正)，能将它们所抓到的任何材料(知觉或思想)，变成连贯而易于了解的事件；当然，要是由于特殊的情况而无法从事真实的连接时，它们会毫不犹豫地伪造任何需要的东西”。②在具体的历史行程中，当一个民族被拥有与之相别的象征系统的另一个民族征服后，就会被迫使用征服者的象征系统，被征服民族原有的那个货币及其所在的社会中的宇宙观和象征系统，就被人为地切断了；而货币的象征符号形式，就进一步地体现出其作为权力意义上的制度性存在及其作为一种权力框架的现实运作。[Page]

可以看到，物的价值同物的实体分离是在货币的符号形式上得到完全实现的。但也正是在这种形式上，货币展现出了它的社会性质。货币，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从而作为物体化的财富，曾在炼金术中被人追求。而金作为人们最先知道的金屑，在人类进步的最初记录上，被认为是人类状况的尺度。但是，人们并不能在黄金的物质化学结构上发现其价值，而正是其象征价值使黄金的客观特性成为了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同时，一方面，金的生产“只需要人的最粗笨的劳动，既不需要科学，也不需要发达的生产工具”；③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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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日]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7年版，第148—149页。
② 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中译本，1986年版，第117、122页。
③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55页。

方面，它既不作为消费对象来满足直接的需要，又不作为要素加入生产过程，因此，仅从劳动或商品的意义来认识金银成为货币或其象征材料的存在是不充分的；当某种物品获得了货币象征材料的存在时，必然具有更为深厚的社会和文化的涵义。从这一角度来看，金银又不只是消极意义上的剩余的，“它们的美学属性使它们成为显示奢侈、装饰、华丽的材料，成为剩余的积极形式，或者说成为满足日常生活和单纯自然需要范围之外的那些需要的手段。”①这表明，如果不从文化与传承的价值角度去把握金，是不可能趋近于对“金问题”的本质理解的。

在人类学的经验资料中，许多货币的原初形式，既非粮食也非贵金属，而超出了劳动价值衡量的商品范围。如密克罗尼西亚的开孔平石，新几内亚的木制胸甲，新不列颠岛的犬牙，以海贝为基质的罗塞尔岛的达普币和达荷美的安产贝，以及斐岛的鲸牙等等。用拉德克里夫一布朗的话说，它们是具有最高社会价值的物，带有构筑更大社会关系和社会整体的能力。在太平洋中的雅普(Yap)岛，巨大的石盘就是一种“货币”，但它们几乎无法搬动，因而也就无从谈起便利性，更重要的是，这种用于礼仪性交换的货币——石盘——是其他价值不能与之折合的；存在于特罗布里恩德岛库拉交易圈中的“货币”——用贝壳做成的红色项链“索拉瓦”和用贝壳做成的白色手镯“母瓦利”——也具有类似的价值不可转换性；同样，鲸牙在斐济岛“遵从礼俗认真地呈献，作为奠长间的交易，鲸牙安排战事、刺杀、贵族联姻，鲸牙缔结或解除政治联盟，鲸牙拯救濒临灭亡的村庄和王国，鲸牙祈诉神和恩典。从它能创造社会，予生予死的角度看，鲸牙与神旗鼓相当……于是就有霍卡特(Hocart)得出的鲸牙的交换价值：几两重的神性等于成磅的粗货。因而也就有辈济人所持的观点：在19世纪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鲸牙的作用远胜毛瑟枪。流通的鲸牙愈多，斐济群岛上存在的国家愈强大”。②从这些实例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不仅仅从货币作为商品的这一项物质基础来考察货币的本质和存在形式的重要意义，货币之所以具有社会性的力量，乃是社会的各种关系和各种要素的联结之力，象征之力，而不仅仅来源于它的所谓“商品性”规定；它从共同体生存的深层系统规定的象征中，获得了一个相对恒久性稳定的根据。

在此值得一提的，还有存在于古代云南多民族社会中的贝币。在云南的考古发现中，先后出土了700余公斤，逾26万枚的贝币。据对与这些贝币一起的出土物的放射性碳素测定，贝币在公元前550年±105年就流通于云南。而汉朝在云南置郡县，汉朝货币如“大黄布刀”、“五铢钱”等，亦在云南出土墓葬中屡有发现。在与前之出土贝币相距约1 300年后，贝币在云南的流通又复见于史籍记载。据《新唐书。南诏传》和樊绰的《蛮书》所记，此时与海贝并用作货币的，还有“缯帛、毡厨、金银、瑟瑟、牛羊”等。并且形成了以贝币为主的最普遍的流通现象。以至到1276年元朝在云南行大统之制时，不得不在该地“许仍其俗”，“以贝代钱”。③形成了云南贝币与中原中央皇权制度的货币体系并存的流通格局，同时进入了中央皇权制度的货币体系对贝币流通进行限制并逐渐取而代之的过程，从而也展现了中央皇权制度对云南多民族经济体系进行社会整合与建立有效的统一支配系统的过程。元大德元年，云南行省“官储肥二百七土地上发生的，就是多种不同社会经济体系的交融、冲突和替代。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使我们趋近于对古代云南多民族社会经济状况的真实把握，也将为经济人类学的货币分析再一次提供丰富的资料证实。[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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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59页。
② 马歇尔·萨林斯：《别了，忧郁的譬喻：现代历史中的民族志学》．载王筑生主编《人类学与西南民族》，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③ 《元史·赛典赤·瞻思丁传》。

经济人类学的这一货币分析视野提出了一个极为深刻的启示：货币的存在可能并不仅仅表现为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即便对当代的货币理论来说，这一分析视野也具有启示意义。

以中国情况来看，从殷商卜辞所记贝币使用之繁，历次殷墟出土的贝币之多，且所有从贝之字皆涉于价值和交换关系，如货、财、赋、费、资、贷、贵、贱等，可说明在这一由石器时代向铜器时代转变的过渡时期，贝已成为商代基本的或主体的货币形态；贝到了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西周，仍然是货币的主体形态。在西周青铜器的铭文中，多有君王锡贝与臣以付铸尊彝之资和以贝买田的记载；①《诗经》的《小雅》和《卫风》等篇，也分别有“既见君子，锡我百朋”、“握粟出卜”、“抱布贸丝”之言，反映了贝与其他物品用作交换手段的事实。在经济和物质都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青铜器时代，仍沿用石器时代的自然物货币形式，至少仍以贝为主，本身就反映了一定的文化符号的传承意义。重要的是，西周墓葬出土的铜铸贝，也许就传递了中国以铜作为货币的质料是从仿铸贝币而起步的信息；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取形于农耕工具“镈”的布币和取形于渔猎工具的刀币而并存的，有独立流通于楚国的蚁鼻钱，其正凸背平的形状和阴文字符的铭铸，似乎可视为铜贝的一种变形或其高级形态。②这一事实展现了，铸币这一更具制度性意义的符号货币与某种实物货币形态的关联性。如果认定，在贝币这种自然物货币形式上，就表现出其象征符号的存在意义，那么就意味着，更具制度性象征符号意义的、人工制作的铸币形式，一度更多地依托于某种物的物质基质，其符号象征的意义也就明显不及，至少并不高于贝币这一自然物的符号货币形式。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布币、刀币、圜钱和蚁鼻钱四大货币体系来看，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以不同字符的铭铸来体现其符号象征意义的，而这种符号象征意义也同时更多地被赋予了制度性的特征。布币始行于周、韩、卫、晋、魏、秦等农耕氛围浓厚的地区，刀币行于东部之齐和北之燕赵等具有渔猎经济色彩的地区，在制度性碰撞的融合中，才出现了刀布流通的交叉与混合，并在这种融合中产生了与圜钱的并用。尽管人们以仿贝、博、刀等物品自然形态而铸铜质货币的同一思路，从石环、纺轮等物的自然形态中寻求圜钱的起源，但是，我们似乎更有理由把圜钱的圆体形态视为一种更具抽象性符号象征意义的货币形式，作为一种承上启下的货币形式，圜钱在圆体圆孔和圆体方孔的演化过程中，进一步摆脱了布币和刀币对不同自然物形态的依托，并确立了日后中国统一性制度的符号货币的基本型式。而蚁鼻钱则始终独行于楚国这一与中原文化体系和交往保持着相对独立性的南方江淮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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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西周青铜器铭文汇集，可见吴阊生：《吉金文录》；阮元：《积石斋钟鼎彝器款识》；并20世纪50年代的《文物参考资料》和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文物》杂志以及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一lO页。
②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22页。

最具纯粹符号象征意义的货币形态是纸币。在纸币这种货币的社会存在形式中，所表达的“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身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①在中国，有人把纸币的使用一直上溯到“周以布加官印为币”②的情况；西汉武帝时，曾以宫苑中的白鹿皮，每张1方尺，饰以彩画，作价流通。尽管其仅用于王侯宗室的朝觐聘享，流通不广，但却以其内蕴的信用性质而启中国纸币之滥觞。当统一的制度构架把历史上不同的货币区容于一体，并使跨区域的商品流通日见频繁时，民间商业汇兑的经济推动，便以唐之飞钱、宋初流通于四川的交子、南宋行之于东南诸路的会子、行使于浙江婺州的关子、“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流转行使”的钱引，以及金交钞等兑换券的形式，形成了纸币的最初发展。而这些兑换券从最初由商家的个别印行，到许多商家的联合发行，再到政府的统一性制度规范，展现出纸币以国家权力为依托而获取更为纯粹的符号意义的内在发展趋势。至元中统钞的发行，不仅摆脱了期限和地域的限制，而且以其无限法偿的规定，使纸币摆脱了在兑换券形式上对某种货币物的价值依赖，获得了完全而纯粹的符号象征意义，成为不兑换的纸币，确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以国家权力为依托的纯粹纸币流通制度。由国家发行的不兑换纸币，在此之后尚有明朝的大明宝钞，清朝的顺治钞贯、咸丰官票和大清宝钞等，但又重新退回到了与银钱并用的格局之中。从根本上说，符号货币是否被接受取决于信用，而信用与国家权力有关。早期许多国家被迫抛出更多的贵金属铸币，部分原因是统治权不稳定，而且国内铸币面临着外国铸币的直接竞争。随着现代国家政权的兴起，符号货币越来越得到普遍使用。国家建立起防止货币相互替代的法律和税收的边界，使货币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来降低统治者行使权力时的交易成本。稳定和权力似乎孕育出了不兑换货币，它对这种符号货币的信誉资本的大量投资，使社会产生消费信任感的成本降低，从而为符号货币的流通奠定了一个社会性基础。如果消费者对货币估值的认识不足并小于货币供应者本身的估值，则易于出现符号货币的发行过度、符号货币无价值等现象。正是符号货币的这种根本性质及其流通的经济规定，使中国历史上的每一种纸币，都表现出以成功开始，以彻底失败告终的发展结局。[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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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669—670页。
② 千家驹、郭颜岗：《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页。

同样，在世界经济历史中，自货币的发展落脚于贵金属的实物形体而获得其完成形式后，尤其是自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确立了世界性的支配地位后，它的存在形式从其象征符号的意义来说，并不是比先前那些“原始形式”更为纯粹，相反，而是紧紧地附着和依赖于金银这种特殊商品的实物形式上，而使其象征符号的意义表现出不完全的性质。也正是这一现象普遍的和具有支配性地位的存在，成为经济理论审视货币的基点并因而对其理论视野产生了根本性的局限影响。诚然，货币与某种使用价值的密切联系，确实是货币存在最为普遍的现象，以至人们往往只把金银视为“商品货币”的一种形式，而忽视了其作为制度性存在的象征符号意义。但是，货币向黄金或白银转换的可能性，本身不能作为是否存在商品货币的指标。如在20世纪早期，通货同金本位联合起来就并没有反映出商品货币普遍流行，这是因为现代国家机构的全面联合及其对相对完整的内部“秩序”的塑造与垄断，不仅为货币制度性存在的普遍化奠立了充分必要条件，而且以国家权力的集中过程使得流通中的货币能从它可变换的金条价值中分离出来，在国家凭借法律所认可的手段来垄断货币单据的情况下，货币的交换价值已绝对不再会严重地依赖于固定总量的稀缺物质资源。货币变成了一种“信托物”，它的存在从根本上说，并不依托于某种物的有用形式，而是依赖于人们对政治和经济组织的信任，它由这些组织缔造出来并通过它们来流通。这样，货币符号象征体系的内在发展趋势，便以信用货币的形式，成为全球性民族一国家体系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产品的商品化交换得以在全球推广开来的前提。

而作为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转折点，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作出了相对固定的货币平价、金本位支持下的美元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以及相对严格的货币银行管制等一系列的相关安排。这可视为在货币要取得纯粹象征意义的存在形式和体系发展的趋势下，人们对这种象征符号体系与特殊商品实体的关系，进而是货币的象征存在体系与真实经济体系关联性的最后一次认定。尽管推动货币的象征存在体系发展，并最终导致了今天全球“金融癌症”的那些政策并不起源于美国，但布雷顿森林会议对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支配属性地位的确立，使它的发展选择具有了全球性的影响，以大规模信贷扩张刺激经济增长的凯恩斯经济理论，实际的内容便是凭借于货币形式的象征符号体系的存在，把对未来的透支用于现实的经济过程。这样，当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试图以信贷扩张的手段带动起新一轮的经济复苏时，便开启了货币形式逐渐摆脱经济的实体存在，而谋求其象征意义的存在形式和体系的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一根本性的转向，在60年代中期“消费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等概念的流行中得到了反映，并向全球扩散。而这一转变的过渡到1967年面临一系列爆炸性的金融危机时，约翰逊在1968年3月发出了让金融体系与真实经济“脱钩”的信号；最终，尼克松在1971年8月15日决定停止以黄金支持美元的地位，给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货币体系划上了句号，使货币形式在完全的象征符号意义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规模扩展。

货币形式的这种新发展，在以一系列的经济“奇迹”向我们呈现货币象征符号存在形式的巨大能量的同时，也以一系列的经济一金融危机，展现出由货币的象征符号存在形式和体系所带来的，使人耳熱能详“泡沫经济”概念。首先，这种新的发展形式所开启的以伦敦为中心的“欧洲美元”市场，使欧洲美元信贷泡沫的增长，以或这或那的方式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70年代初期的石油危机，又以油价的陡涨制造了新的泡沫；带来了1979年利率急剧提高的冲击；并引发了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这样，从华尔街生成的泡沫，同欧洲美元泡沫、石油泡沫、日本泡沫经济、第三世界债务泡沫等等扭合为一体，以世界经济的发展为代价而膨胀起来。这种泡沫的全球性滚动，终于在1987年工0月工9日的“黑色星期一”以纽约股指508点的历史最大跌幅，发出了全球性金融崩溃的信号，这个崩溃从90年代开始了一个加速的进程：在前苏联和东欧以“波兰模式”而开始的“休克疗法”，自1991年起，给俄罗斯带来了经济自杀性的后果；1994年12月6日，美国最富有的奥兰冶县因在金融衍生投机中有约30亿美元的损失而正式宣布破产；同年底，墨西哥货币和金融体系崩溃；1995年2月，著名的英国巴林银行因衍生交易的损失而宣告破产；1995年5月，日本金融体系强烈“地震”，整个日本银行的坏账，估计多达10 000—12 000亿美元；1997年工0月，东南亚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在20世纪的最后岁月中表现了世界“金融癌症”的现实。早在50年代还是一名工业咨询人员的林顿．拉鲁什从那时开始，就对这种发展趋向和危机的发生不断地作出预测性警告。他认为，以实物而非货币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世界经济正在以一种负自由能的水平运行。这个水平远未达到收支相抵之点。现有的净实物产出水平不足以防止人口和经济陷入加速的实物经济紧缩之中，最终结果可能是实物经济的崩溃。①[Page]

把现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归于战后30年来，货币存在形式的象征符号体系的发展所导致的一系列沉疴的积淀，确实展现了为那些声称专注于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的经济学家的短见所不可能具有的独特而犀利的眼光；也正是经济学的货币理论不能周全解说现代的货币存在现象，而不得不产生出困惑的原因所在。在这一现象背后，我们看到了货币与实体经济相连的实物性存在；同时也看到了货币作为一种权力的规范和运作的象征符号形式的存在。使货币的存在摆脱某种具体的实物形式，而谋求其象征符号存在形式的发展，在更深的层次上，可视为人类的主体性发展“逼使自然限制退却”的一个具体反映。然而，尽管人类各方面的一切发展都已获得了逼使自然限制极大地退却的成功，但这种限制永远也不会完全消失。正是这种本质性的联系，使货币的象征符号形式得以摆脱某种具体实物的羁绊，而展现出人类的自主性发展努力；这也使得人们在摆脱特定实物制约的基础上，充分运用货币存在的象征符号体系而创造经济巨大增长奇迹的同时，隐埋下了危机的可能性。重要的是，对货币象征符号系统的充分理解，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某种强势文化和经济霸权对覆盖多民族的经济体系的支配性影响和作用。在19—20世纪，英镑、美元、德国马克和日元等先后获得“世界货币”地位的现象中，我们就看到了不同的强势经济和文化对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支配性作用，及其所引导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显而易见，实现经济人类学的视野与经济分析的新的结合，可使我们更为全面而深刻地把握货币的这种二重性存在及其本质，为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找到更为确实可行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