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100年以前，中国极少数的开明人士在主观上早就要求把中国引上工业化的途径，前有李鸿章、左宗棠，后有张之洞、张季直，他们所创立的一些企业，和日本的好些企业是同时的。然而我们的这些企业早已烟消云散地被毁灭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外国货品来路的迟缓，沪津青岛一带的棉纺织工业得到了暂时的繁荣。然而在战后国际新局面中外来的压力便是变本加厉，关税的不自主依然存在，中日的关税协定更窒息了中国新兴的纺织工业。

    抗战以来敌人在沦陷区继续不断搜刮粮食和原料，东北四省早已变为敌人军需制造和征取劳役的场所。最近在山西灌北等地通过汉奸的伪组织敌军按时派粮，挨户征收，太原北平各乡被夺去的小麦便有20余万担，粮价因此飞涨，工业成本日高，流动资金周转愈加不灵，一切企业是毫无希望的。去年8月以后敌伪在上海一市所搜刮的纱布已公布的有60余万件，实际上达100万件，共值400万万元，继之更有其他原料的登记，准备将来被没收的。按东京第81届敌议会中议决，这些工业的原料65％要供给日本的军需，还有25％光景要供给日本在中国所开的工厂。至于中国南部浙闽粤沿海各地敌人搜刮粮食和走私的地方不一而足。芦苞、沙坪、东兴等据点，都是敌伪套取工矿原料的著名场所。原来敌人以殖民地看待沦陷区而加强殖民地化的一切设施，伪组织的傀儡们更是甘心出卖民族利益而俯首贴耳为其主宰执行政策，殖民地根本就谈不上工业化。

    旧时官僚资本和衙署式的工业生产早已塌台了。自今尚未收复的沦陷区更是谈不上工业化，抗战中后方各省的工业又是怎样呢?

    在抗战初年，后方各省的工业颇有蓬勃发展的气象，尤以国营的钢铁和煤矿业好像最有希望。好些手工业一时也有复活的倾向，然而直到现在整个讲来还比不上抗战以前的水准。以前连英美及日本的纱厂在内，吾国境内的纱锭已达500万光景，而现在后方开工的纱锭还不到20万。以前吾国的织机有25000台，  目前只是6000台罢了。这种情形就还比不上拥有18万台织机和960万纱锭的印度。钢铁的生产在印度有知名的塔塔公司和其他的冶铁工厂，从事钢铁生产的工作人员达3万人。资本总额在战前就有2400万镑。印度钢铁生产量在英帝国中仅次于英国本土。反观我国钢铁煤各业的进步颇成问题，低微的煤矿产量每年所能增加的不到1／10，去年生铁产量不过占生产力44％，钢的产量仅代表生产力22％，  目前因敷设铁道的计划或能挽救钢铁业市场的萎缩。但财政上是否允许此项计划的实现，尚难逆料。据说后方各省的所设重工业，7／10是集中在重庆及其附近各地。而渝市及附近的机器厂366家中倒闭或陷于停顿状态者当在半数以上。衡柳新兴工业地带也有同样现象，即以能勉强维持的各机器厂而言，亦有变卖工作母机者，可见所谓工业化也者，在中国尚未走上正轨，而其前途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平坦。

    工业界的呼声虽高，而工业界的困难重重，衡阳、桂林、柳州、重庆各种厂家相继停业的日有所闻。综观当前工业生产的困难，并非一业或数业所独有，确系一种普遍的现象。各业所遭遇的困难，颇多类似。约而言之，不外乎资金原料价格和市场四方面。据《大公报》桂林版12月5日所载重庆11月27日航讯所论工业界目前的危机也无非如此：(一)“资金之不足为物价不断上涨所形成，盖流动资金须随生产之周转而逐次增加，而民营工厂所得政府之工贷又为数极少，遂致各业资金，咸感不足，不得不仰赖于高利贷款。惟高利贷款仅能救急一时，且使生产费用增加，厂家负担加重。其后果反使资金不足之困难更为严重。故目前应设法先解除此项困难，生产事业方能稳定。增加民营厂家之工贷或以其他方法宽筹产业资金，固属救济之道，然根本上还在物价及币值之稳定，否则徒造成政府之救济膨胀而已。”[Page]   (二)“原料之缺乏，则由于运输困难，及原料统制所造成，如棉花及酒精原料等是。此种情形若不设法改善，则原料之生产日减，各业之生产势将停顿。”(三)“统制价格常按生产成本而随时改订，致售价反而赶不上成本。政府所购之物资，则更因其预算早经确定，难于经常改订价格，厂家大吃其亏，有时难于继续持生产。”(四)“钢铁业及机器业之维持困难为产品滞销。厂家愿望政府予以救助，收购产品，用为战时之国家交通建设。”以上四种说法，当然是就工业而论工业的困难，故上列种种困难并非工业化基本的桎梏，而不过是反映这种桎梏的存在罢了。

    按历史的观点讲，工业化有它一定的程序，决不能违背基本演变的原则。因此可以说工业化决不是一种主观的愿望，而必须具备一定的背景，要达到工业化的目的，不能不创造一个相当顺利的环境。

    就工业而论工业的困难，不免过于狭窄，甚至带单纯主观的毛病，固然工业化能给予生产者一种生活和工作的训练，因此而转变许多社会关系和意识。同时工业化也必须要有工业化的条件，无适当的社会条件便谈不上工业化。目前中国工业生产最严重的困难，工业本身所遭遇的种种阻碍，工业的所以不能走上正轨，根本是因环境不顺利的缘故。

    要走上工业化的正轨，必须要确定工业化的政策，而诚诚恳恳一贯有力地执行之；必须要提倡工业化的教育，培养无数切切实实负责干练的青年；必须要积极改进工业的原料，尤以农产品为主。

    工业化政策决不可一味模仿国外的皮毛，而必须根据国外历史的教训和人家实际的经验，且适应国内各地产业发展的程度而确定。有人以为苏联的国营工业曾经领导民营工业的发展，所以我们也得以建设国营工业为中心，甚至以为不妨漠视民营工业。这个毛病就出于肤浅的模仿。岂知国营工业要有国营工业的客观条件和真正能力，而国营与民营还需要适当的配合。在忘记人家国营工业的所以然，和忘记国营民营应有适当配合的时候，就不免要再蹈衙署经营的覆辙，而竟忽视一切民营工业，以致国营工业的本身站立不住，而民营工业也因此愈加遭殃。结果所谓国营者将变质而为私营，而真正民营者不免有大批倒闭之虞。如此所谓工业化者必然要碰壁，而产业反要走上倒退的途径。

    国内讲工业化的人还有一个通病，他们以为专门创立工厂便可达到工业化的目的，而不知工厂工业还需要和各种相关的手工业配合起来，方能向前发展。目前机器工业部分它要靠手工业的木工，而各种工厂中所用的原料大都出于用手工业改制的矿产和农产，这都是很明显的事实。所以某些手工业不能进步，或竟至大批塌台的时候，各种相关的工厂工业，就不免受牵制或感到严重的威胁。整个工业化的政策绝不能忽视历史的继续性，不能忽视工业的社会性，也就不能忽视那些辅助工厂工业的手工业。时

髦的工业家心目中只有机器和工厂，而不明白手工业工具和工场生活也有同时改进的必要。而确定工业政策的人们还一味崇拜工厂和机器的形式，未曾为今日在中国各种工业方式中尚占优势的手工业，打算一下。可以说目前工业化的政策并未十分有系统，且不免有偏重形式的遗憾。

    现代工业所需要的技术会计和经理的人才，都要靠一个革新的教育制度，来训练培养和陶育。工业化教育的立场，即是现代文明的根本立场，在乎义务和权利的分明，在乎对一切大小工业有彻底认真的观念，在尊重事实而不贪虚名。这个立场完全和旧时科举功名的教育是相反的。因为旧教育的精神，是过分注重形式，崇拜名位，讲究身份，处处带着宗法思想，而不追究或尊重个人的责任和工作，往往以为形而上的是高尚的，形而下的是低微的。一般在学校的人们求学只凭记忆不重理解，考试则像张天师画符一样背诵一遍。毕业以后只凭资格文凭去混饭吃，平时轻视劳动，好享现成之福，及到不得不动手时还是使唤差役，若遇人批评则大放阿Q精神，[Page]   自以为不惜于贱事，因为事事不求甚解，八股风气愈来愈盛，处处以混而统之说法来回答问题。讲地理则不外乎地大物博诸原因，讲历史只是举英雄豪杰为因素，习博物则熟诵其分类名称而不识日常习见的鱼花鸟矿植等物，习理化则徒强记公式，不能理解日常所见的事物，更不能解决生活中浅显而具体的小小问题。这种反科学的教育精神，即是反工业化，而在目前社会讲来是富于倒退性的。这种教育如果不革新，就没法希望走上真正工业化的坦途，有可用的机器而无可用的人才，近代工业是不会生出来的。有堂皇的厂屋而无善于经理，长于技术会计的人才，工厂组织终究要塌台的。有了科学化的教育与头脑，方才有工业化的环境和工业化的成绩。

    西欧和美国工业化的历史指示我们，工业的发达须要拿农业来配合。一方面食粮和许多的原料是出于农产品，某种农产品的质和量不够的时候，某种工业就因为成本的高昂而不能大踏步地进展。另方面，工业品的市场大部分要靠从事于农业生产的民众，农业改进，价格便会提高，而一部分的农民虽然曾增加他们的购买力，一般民众的购买力也就是工业化程度高低的牵引。英国的工业是靠海外的农业而兴起的。美国和德国的工业是靠着他们国内的农业而建立起来的。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必然也要靠农业生产的改进。

战时后方各省的农产以四川为丰富，可是在抗战期间四川农事并未增进，这是被一般人所公认的。去年(民国三十二年)6月13日薰时进先生在桂林《大公报》星期论文中对此问题更有一个统计的证明。他依据了遍布全川乡间的几千个农情报告员的报告做出一个历年农产统计表。我们凭着这个有可以得到下列的指数。

四川全省农产量的指数

                     (以民国二十七年为基数即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