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抗日战争；川盐济楚；三峡井盐业   

一、“川盐济楚”高峰述略

    在中国盐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川盐济楚”高峰。

    第一次发生在清代道光三十年至同治三年(1850～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期。其时，三峡地区大宁、云安两大产盐重镇，尽管其井盐产量远远落后于富荣盐场，然亦在困顿之中获得了生机，而且在其后的一段时期内得到了稳步发展。但由于三峡地区井盐生产凿井汲卤技术，可谓数千年不变，即使有所改进，也是小敲小打，很难有大的突破。这与三峡地区盐泉多从山麓岩隙渗出、凿井取卤甚为方便有一定的关系，故而在川南盐区井场采卤迅速朝着近代机器工业转化之际，相形之下，古老的三峡井盐业就显得落后得多了。及至四川军阀混战的防区制时期，三峡地区各主要产盐井场及沿江各口岸，由于过往军阀强行筹集军饷，巧立名目征收各种附税，甚而估放仓盐换取税银，以致本呈衰微之势的三峡井盐业更显得凋敝不堪。

在八年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沿海产盐区沦人日本侵略军之手，全国盐产量减少了一半，在民食军用急需的情况下，四川井盐业的地位急剧上升。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和不断向前推进，四川井盐业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显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川盐济楚”亦迅速涌上了历史上的第二次高峰。这不仅为战时大后方国民政府财政提供了充足的税源，而且亦非常有效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盐遮断”的企图。当此之际，古老的三峡井盐业再次得以激活，并为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抗战时期三峡地区的盐务管理

  1937年8月，抗战全面爆发。1938年9月，日本侵略军进攻湖北，武汉告急，湖北鄂岸盐务办事处西迁宜昌；旋即武汉失守，11月湖北鄂岸盐务办事处不得不再次西迁，移驻三峡地区腹心——万县(今重庆万州)。时沿海各产盐区以及上海、南京等地已相继沦陷，淮盐上运受阻，湖北、湖南等省的海盐销区全赖川盐济销。四川盐务管理局奉令尽力增产以供应湖北、湖南、四川、陕西、西康、云南、贵州七省军需民食。是年，位于三峡地区川东段的云阳、巫溪、开县、奉节、忠县、彭水等县盐场“场长公署”一律改称“盐场公署”，长官仍称场长。

    1939年1月，国民政府作出食盐“民制、官收、官运、民销”的决议，川东盐区和川南盐区先后均办理“官收、官运”，或以部分官收之盐招商代运，或转配运商缴本代运。与此同时，四川盐务管理局改组为川康盐务管理局，下设西康、五通桥、川东、川北四个盐务管理分局。川东盐务管理分局即设于三峡地区腹心——万县近郊。

    三峡地区川东段(即今渝东地区)毗连湖北，时国民政府将业已沦陷的湖北划为军事游击区，为加强盐务管理，支援抗战，1940年6月，又将川东盐务管理分局从川康盐务管理局划出，改为直属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总局，负责川东及沦陷区湖北盐务。至此，三峡地区云阳、巫溪、开县、奉节、忠县、彭水六县产盐场厂和原川东鄂西各销盐计岸，以及原湖北淮盐销岸和豫南部分地区，均成为川东盐务管辖区域。川东盐务管理分局在奉令增产赶运的同时，又对盐务管辖区内各级盐务机构进行了调整编制，截至1941年底，管辖区内各级盐务机构共达42个之多。

    1942年实行“食盐专卖制”，寓税于价，并对食盐的产、运、销加强统制管理。各场产盐由专卖机构收购，自办官运，在各集散地建仓趸售，发商零销。为充分利用商资，亦委托商运，或招商代运。受委托运商，须向盐务机构垫缴盐价，将盐运至岸口官收之后，再发还垫本。自该年1月始，国民政府又将忠县、彭水两县盐场划归川康盐务管理局，川东盐务管理分局改为川东区盐务管理局，仍直属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总局。[Page]

    1943年2月，原涪河盐务运输处与川康盐务管理局涪陵盐务监运督销办事处合并，成立涪陵盐务支局；湘、黔驻龚滩镇盐务督运机构与川康盐务管理局龚滩盐务督销分处合并，成立龚滩盐务分局，同时增设彭水盐务分局。6月，川东区盐务管理局在鄂北光化县老河口设立鄂北盐务一等分局，所有驻于鄂北和豫南的盐务机构，均归鄂北盐务分局节制。同时还设置了“川东区鄂西盐务分局”、“川东区巴东盐务分局”、“川东区巴东盐务分局香溪盐务支局”、“川东区鄂北盐务分局郧阳盐务支局”等，专司各地食盐专卖管制事宜。

    1945年2月，又改“食盐专卖”为“民制、官收、民运、民销”的征税制。

由上述三峡地区盐业管理机构领属关系的频繁变动，以及其分支机构的渐次增设等等情况，我们可以窥知，三峡地区各主要产盐井场和各主要运销口岸，在八年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军事与经济领域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三、第二次“川盐济楚”中的三峡井盐业

    在川盐济楚第二次高峰到来之际，三峡地区各产盐井场均被激活。

    云阳盐场公署，为增盐济楚。迅即采取了如下主要措施：1．贷款给井灶户，以启复废旧井灶。于是，云安盐厂诸多废旧井灶相继启复，位于云阳大江南岸七十里、多年废置不用的龙角乡古樟井和外郎乡古东桥井亦得以复生。2．保护盐工，一律缓服兵役。抗战时期，全场1476名盐工缓役。3．统制卤水租配，禁止私自租佃或转让。4．统管煤炭生产，产煤一律售给煮盐灶户，违者取消采煤权。从1939年起，云阳县云安盐场及龙角、外郎等处井场共开灶102座；至1945年截止，七年中平均每年产盐23928吨，最高年产达24700吨，创最高历史记录。相对于1932～1938年七年期间年均产盐18330吨而言，年均增产食盐5598吨，该场所产引盐运销湖北宜昌(三斗坪、茅坪及窑湾溪一带)、秭归、兴山、巴东、恩施、宣恩、利川、建始、鹤峰、长乐、来风、咸丰以及鄂北老河口、襄樊等地；所产票盐除销售本地区外，亦供应鄂西、湘西挑贩。为川盐济楚、支援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巫溪县大宁盐场，为增盐济楚，亦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1．实行卤水统制。为防止卤户乘机抬高卤价，影响生产，自1940年起，盐场公署配定用卤天数，并核定卤租价值，代收代付，灶户与卤户不直接交易。2．加强生产管理。对全场每年生产和收购的食盐，必须先由盐场公署编拟计划，并上报上级管理部门核定额产，然后由盐场公署再根据核定额产分别下达各灶，各灶必须照数制盐，不得无故短产，更不准无故停产。1938年全场产盐5301吨，但从1939～1944年六年时间，平均每年产盐9543．*吨，1940年竟创历史上最高产量，达10798吨。其销区除销巫溪、巫山两县外，主要销往湖北竹山、竹溪、房县以及陕西安康、汉阴、镇坪、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风县等地。1940年后，由湖北省第八区动员委员会与川东盐务管理局签署《运盐合约》，将该场所产食盐以每月5000担计，交由湖北第八区动员委员会运济鄂北郧阳。

    开县温汤井场，据实地考察得知，抗战爆发之前，业已凋敝不堪，全场盐灶已减至33座，其中能常年维持生产者不足一半。但自1938年于温泉镇改置盐场公署后，则全力集聚资本，扩大生产。有灶基而无资本开煎者，或与外来豪商富贾合伙开办，或典卖井灶以吸纳外来资金。当时民生轮船公司万县分公司即曾在温泉镇经办二灶，进行盐业生产。由此，前已倒塌的盐灶很快恢复，不到两年时间，盐灶已多达72座。1938年产盐2795吨，而从1939—1944年六年时间，平均每年产盐则上升到3875．8吨。

  奉节碛坝盐厂1938年产盐2795吨，但从1939~1944年六年时间，平均每年产盐亦上升到3123．7吨。[Page]

    忠县涂井盐场自1938年后亦尽力增产，据实地调查，时全场拽卤、挑卤、制盐工加辅助工等总计达1800多人。迄至1944年，七年内年均产盐588．1吨，基本上解决了本县各乡镇的食盐需求问题。

    彭水郁山盐场，抗战前，每年食盐产量保持在3万至4万担(每担100斤)。1938年秋，湘、鄂盐荒，郁山盐场存盐30余万斤销售一空。为扩大生产，1939年和1942年于后灶河畔相继新凿歧井和贻兴井。抗战时期，郁盐产量猛增，1939年产盐50740担(计2537吨)，1940年产盐48000担(计2400吨)。当时郁盐行销毗邻川、湘、黔、鄂四省二十九县部分地区以供民食。

    更有意思的是，原已被国民政府勒令封停的一些小井场，亦在抗战爆发后得以复生。

    万县长滩井场，于1930年被勒令停止盐业生产，但在抗战爆发后，周边地区食盐供给紧张，于是国民政府亦允许长滩井场恢复井灶取卤煮盐，并于长滩乡设置万县盐场场务所，隶属川东盐务管理局统领。据实地调查，抗战期间，长滩井场前后恢复的盐井计有东瀛井、南溪井、小井、山门井、黄金井等，烧灶制盐最多时为15座，有拽卤、煮盐等工人172人，另有水陆运煤工1688人。自1938～1942年五年时间共产盐55340担(计2767吨)，平均年产11068担(计553．4吨)，尚可救一时燃眉之急。

    原被国民政府一再勒令封停的城口县明通盐井，经全县士绅及商会各方人士多次请愿抗议，亦于1940年8月由省政府行令正式复开，准由城口县地方公营，以解决开县温汤井盐运济不足，以至食盐断绝民生困扰的问题。

    不仅如此，各主要产盐井场，在制盐技术上也有所革新。1942年，巫溪县大宁盐场，为节能增产，全场柴灶土垅，普遍改为柴灶塔炉。该年中，云阳县云安盐场于汤溪北岸试建小型枝条架一座，以利用日光、风力浓缩卤水。1943年7月，大宁盐场亦于本场李家岩修建枝条架，作卤水浓缩试验；同年，在开县温汤井场，借资赴场开办井灶的共产党人鄢开源，一面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一面亦积极引进枝条架卤水浓缩工艺，同时又率先对自办的两座盐灶进行改垅为塔的试验，并获得成功；是年年底，云阳盐场江南龙角樟井灶户亦试建小型塔灶煎盐。

综上可知，抗战时期，随着川盐济楚第二次高峰的到来，古老的三峡井盐业于衰败的困境之中再次获得生机，呈现出一派兴旺繁荣的景象，为满足三峡地区及周边鄂、湘、陕等省县地的食盐供给，以稳定大后方的社会秩序，为支援抗战前线，充分保障军事游击区的军民所需，均发挥出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Salt Industry on the Three Gorges in Anti- Japanese War

Abstract

     After the first top of Sichuan salt aiding for Hunan and Hubei, salt industry in Tree Gorges showed de- clination to the time before Anti -Japanese War. After the War completely breaks out and the second top of Sichuan salt aiding for I-Iunan and I-Iubei also came again. In the region, many salt stoves were increased and it did indelible contribution for the stabilization of rear area and support of the front of Anti -Japanese War.